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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跨越心得体会篇1
首先，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推进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筑梦中国第五集世纪跨越心得体会。解放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是我们不断认识与把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过程，是由计划走向市场的过程。新时期新阶段，解放思想的核心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伟大“中国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就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切实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观的突出问题，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贯彻落实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探索创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如果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更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展“中国梦 ——我的梦”大讨论活动，就是要找到适应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方法，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积极主动地转变思想，逐步从不合理的教条中走出来，彻底改变束缚我们的思想和观念，才能真正做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最终改变不合理的体制机制，让我们的努力朝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其次，科学的指导思想才能明确发展的方向，新的教育理念才能成就与时俱进的教育方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打破瓶颈制约，才能实现教育成果的“高效”。更新观念才能使我们的教育事业提速，没有超前意识就不可能有与时俱进的教育方法，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我们的教育事业必须要与现实的需求相衔接，经济的发展已经由计划到市场。国家对教育改革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教师的本分，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教育要求我们加强理论学习;作为合格的人民教师，要认清历史使命，真正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忠实履行职责，保质、保量完成教育教学任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教学就有可能偏离方向，教育工作就不可能有新突破。只有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勤奋学习，钻研业务，才能肩负起新形势下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才能教育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人才。
(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紧围绕教书育人这个中心，以教育服务社会为理念，与时俱进为特征，培养创新型人才为宗旨，我们将认真履行教师职责，贯彻十八大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以实现岳池教育跨越式发展为追求目标，努力实现“教育振兴梦”。“中国梦——我的梦——教育振兴梦”!
百年坎坷复兴路，世纪沧桑强国梦，为了实现名族的伟大梦想，党领导人民一路风雨兼程，一路慷慨壮歌，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之路、富民之路、复兴之路。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作为国家新一代的生力军，圆梦之旅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唯有把每个人的小梦想转化成现实，才能离“中国梦”更进一步，“中国号”巨轮才能扬帆远航，成功到达梦想的彼岸。
国家之梦，反应国民之梦;个人之梦，融为民族之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如果说个人的梦是小梦，那么中国梦就是个大梦，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一脉相承，无数的小梦就构成了大梦。对于曾教授这一观点，我甚是赞同，台下的同学也拍手称好。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更多的是有自己的小梦，这并不与我们的 “中国梦”背道而驰。相反，只有我们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才可以圆小梦;圆了小梦，我们的“中国梦”亦是指日可待。曾教授也讲到，作为学生，当务之急就是努力学习，做个全面发展且适应新时代的四有新人，一步一步实现“中国梦”。
伟大跨越心得体会篇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改革永无止境，时代发展需与深化改革相伴而行。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提高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提高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四十年，经过改革开放找出了一个适合中国发展前进的道路，四十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人民亲身感受到祖国的强大，综合国力的增强，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走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小康，实现中国梦，必须进行深度的改革，经过改革来完善，经过改革求发展，这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所以必须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改革开放是有目标和方向的，贴合中国实际的，能够解决中国发展问题，能保障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就是我们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判定的基本标准就是邓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有利于”，一切都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归根到底，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就能保障中国长期发展、长期稳定。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伟大历史性创造。一再强调和坚持、要求和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胆探索的原则，进一步构成了我们的改革精神、时代精神，不断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益于我们的营养，创造性地推动中国的发展。40年来，我们在世界这个汪洋大海中，沿着中国航线，驾驶着我们这艘不断成长的“中国号”巨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伟大跨越心得体会篇3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形态丰富多彩，产生于不同时期的精神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和印迹。但这些不同时期的精神又有着共同之处，正是这些共同之处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仰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正是这些共同之处使得党的伟大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永不过时。在《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对此作出一系列深刻阐释，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信仰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第123、141、169、254页)，信仰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灵魂和支柱。在论述井冈山精神时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也是共产党人立身、处世、干事的精神支柱。”(第112页)在论述伟大长征精神时，指出，“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念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第39页)强调，“今天，像战争年代那种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少了，但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然在继续，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的艰巨考验。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会在乱云飞渡的复杂环境中迷失方向、在泰山压顶的巨大压力下退缩逃避、在糖衣炮弹的轮番轰炸下缴械投降。我们要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信仰力量，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真正成为百折不挠、终生不悔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第254页)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第59页)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既坚守高远的理想信念、纯洁的为民服务宗旨，又脚踏实地，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在《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中，指出，“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革命如此，建设和改革也如此，都必须从实际出发，敢于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第113页)在《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中，指出，“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各种复杂局面，我们党能够制定和实行正确的大政方针、战略策略，靠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今天，面对日新月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我们肩负的繁重任务，一切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行不通的。”(第99页)历史表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品格。我们党能够“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决策中的失误、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第60-61页)
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精神的本色。在阐述井冈山精神时，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也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现在，我们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艰苦奋斗精神永远不能丢，丢了就会腐化堕落。今天，我们强调艰苦奋斗，不是要求党员、干部像当年那样过‘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的日子，而是要永葆艰苦奋斗本色，不丢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不丢廉洁奉公的高尚操守”(第114页)“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好应对各种艰难困苦局面的准备，逢事都想在前面、干在实处，努力在攻坚克难中赢得主动，关键时刻更要挺身而出、敢于豁出去，坚决顶起自己该顶的那片天。”(第114页)在阐述延安精神时，指出，“我们党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起家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方面实力大大增强，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但我们决不能丢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家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品质，是我们立国立党的根基，也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的根基。”(第100页)在阐述西柏坡精神时，指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第25页)“我们要不断向全党严肃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第26页)
牺牲奉献。牺牲奉献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基本品格，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都没有能够做到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无怨无悔地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和奉献。“我们党就是靠着千千万万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先进分子无私奉献，才赢得了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斗争。”(第31页)在阐述井冈山精神时，指出，“井冈山时期，近五万名革命烈士献出宝贵生命”(第113页);在阐述伟大长征精神时，指出，“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第141页);在阐述大别山精神时，指出，“革命胜利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拱手相让的，而是用流血牺牲换来的。鄂豫皖苏区二十八年浴血奋战，二十万大别山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在册的烈士就达到十三万多，当时人口不足十万的新县就有五万五千人为革命而牺牲”(第261-262页);在阐述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时，指出，“十九万七千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宝贵生命”(第293页);在阐述王杰精神时，指出，“王杰‘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这‘三不伸手’是一面镜子，共产党员都要好好照照这面镜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要成为革命军人的座右铭”(第38页);在阐述伟大抗疫精神时，指出，“346支国家医疗队、4万多名医务人员毅然奔赴前线”“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25000多名优秀分子在火线上宣誓入党”(参见习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在阐述脱贫攻坚精神时，指出，“我们集中精锐力量投向脱贫攻坚主战场，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鲜红的党旗始终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高高飘扬”“在脱贫攻坚斗争中，1800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伟大跨越心得体会篇4
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是在遵义召开的，它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遵义会议是由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会议组成的。
一、通道会议
1933年5月，国民党纠集50万兵力向红军中央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央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虽经浴血奋战，终未能打败敌人的“围剿”，反而丧师失地，形势恶化。1934年5月，中央红军主力决定撤离根据地。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是带有探路的性质。从江西遂川出发突围西征，进入湘西与红三军(后恢复二军团番号)会合，发动攻势，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与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突围长征。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临武一线。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对此，蒋介石于1934年11月17日发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任命湘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
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他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一个缺口。湘军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七天之久。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30公里的湘江两岸。这时中革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在这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中革军委纵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从1934年11月26日至29日，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走到湘江岸边。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红军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1934年12月1日，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敌人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红军将士用鲜血死守渡口，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待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加紧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全歼中央红军。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同志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2月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2月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黎平会议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会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编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934年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召开会议。
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具体表现在：
第一，决定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全会闭幕后，这是党内最高级别的会议，决定了当时红军长征战略转折的大政方针。因此会议作出的决议、决定等至关重要，决定着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
第二，否定错误军事路线。黎平会议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从形式上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
第三，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路线。黎平会议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了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他的人)，赞同、支持、拥护他的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对于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避免中国革命再走弯路，减少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有重要意义。
第四，坚定了信心。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虽然因后来的情况变化不能实现，但它提出的前进方向、任务、目的，对于团结全党全军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危险倾向，坚定红军革命信念，树立胜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开创了我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是我党对共产国际从盲从到独立思考的转折点。
三、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正确战略方针。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同志“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连克数城。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同志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而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争吵不休，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他们的行为引起部队思想混乱。毛泽东同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
12月下旬，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二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周浑元二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四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六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以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1934年12月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
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猴场会议被周总理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以上是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遵义会议
(一)智取遵义城
被迫开始历经磨难的征程之初，经过毛泽东同志等人的坚持，中央红军决定放弃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合的险棋，挥师进军贵州。在强渡乌江天险进入贵州地盘以后，中央红军面临休整的大问题。红军将领们将夺取遵义作为目标，因为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位置重要，易守难攻，非常利于部队安扎和休整。
中央红军发起强渡乌江战斗后，贵州守敌惊恐万分。1935年1月3日，贵州守军第二十五军教导师副师长、江防指挥侯汉佑，将防务交给部下第三旅旅长林秀生，于4日仓皇逃回遵义。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遵义负责乌江全线防务的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已经上了汽车，准备逃往重庆。他将遵义城防任务交给川南边防军第二旅旅长兼城防司令侯之玺。侯之玺虽自知避免不了被消灭的命运，但依然寄希望于川军援兵，让他“绝处逢生”。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分析了上述情况后，亲自到红一军团第二师布置夺取遵义事宜。考虑到第四团在夺取乌江时吃了很多苦，决定将夺取遵义的任务交给第六团。1月5日晚间，红六团赶到了离遵义只有几十里的团溪镇。第二天拂晓时刻，刘伯承同志赶到了红六团指挥部，立即召集团领导听取汇报，研究攻打遵义的方案。他要求红六团仗要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要“多用点智慧”。
1月6日，刘伯承同志同红六团向遵义进发。中午时分，侦察员报告说，遵义附近发现敌人的外围据点，大约有一个营兵力。按照刘伯承同志的指示，红六团第一营兵分两路，趁着大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军团团包围，并于当日下午3时向敌军发起猛攻。激战不到一小时，就将这股敌人全歼，击毙了敌营长。敌官兵死伤过半，余下的全部被俘。
为了减少部队伤亡，迅速夺取遵义，红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治委员王集成建议先头分队化装成敌人溃军，智取遵义。刘伯承立即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1月6日晚9时，红六团第一营营长曾宝堂带着第三连和团直属侦察排、司号员等，化装成敌军，由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带路，冒雨向遵义进发。其余部队随后跟进，准备诈城不成便实行强攻，迅速夺取遵义。红军先遣部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顺利抵达遵义城南门下。这时，城门紧关，敌军的哨兵在城墙上巡逻，悠闲自得。突然间，红军先遣部队故意制造了一种兵荒马乱的气氛，急匆匆地跑到城下，要求迅速打开城门，放部队进去。
在城墙上，巡逻的哨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声惊呆了。过了一会，才气势汹汹地叫喊：“干什么的?”枪栓哗啦啦乱响。
“自己人!”城墙下，俘虏装出一副悲哀的样子说：“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共军包围了，寨子丢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兄弟好歹逃出来了。共军还在追我们，请快点开门，救救我们吧!”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城墙上的哨兵不太相信，继续询问。那俘虏毫不迟疑都回答上来了，哨兵没有发现什么破绽。过了片刻，城楼上的哨兵射下几道手电光来，认为这些戴大盖帽的确是自己人，这才放下心来。
城门开了，曾宝堂营长率部队迅速冲了进去，割断电话线，俘虏了城楼上的所有哨兵。这时，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主力部队风驰电掣般冲进遵义城。守敌顿时惊恐万状，乱作一团，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打得丢盔弃甲，弃城而逃。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胜利占领贵州重镇遵义城。
(二)遵义会议召??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同志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同志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五、“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滇、黔交界之地“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这次会议研究和决定了三件重大事项：
第一，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第二，根据敌情变化，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军方向作出调整，部署红军战略转移。
第三，应中央苏区来电请示，讨论和研究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军队20余万人进攻，敌情比长征前还严重。面对严峻形势，留守的项英先后三次急电中央，要求迅速指示行动方针并“立复”。为此，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鸡鸣三省”会议上专题研究了中央苏区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与扎西会议之间承前启后的一次重要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讨论和解决了遵义会议已经确定但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政治局常委分工问题，使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得到进一步贯彻。
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当时并没有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事实诚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在取消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后，尽管当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毛泽东同志却说服了大家，在“鸡鸣三省”会议上坚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虽然当时毛泽东同志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
“鸡鸣三省”会议最重要的历史启示在于：我们党要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鸡鸣三省”会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会议之后，党的核心意识日渐培育、得到增强。
六、扎西会议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七、苟坝会议
扎西会议之后，我们还召开了苟坝会议。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同志坚决表示反对。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又找到周恩来同志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来同志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
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看一下两个事件：一个是土城战役，一个是打鼓新场风波。
八、土城战役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7日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然而，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而至。行军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侧均系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便可以利用两边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歼灭该敌。这个时候，军委二局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26日电令，获悉尾追之敌只有郭勋祺部四个团的兵力，跟进潘佐部两个团。毛泽东当即下决心，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二师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达旺隆场的红一师相机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三个师，占领土城东北五公里的一个高地，以红五军团两个师占领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从南北夹击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处的白马山作预备队，对尾追之敌展开一场“歼灭战”。敌郭勋祺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红军官兵拼死争夺，往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
更严重的是，红军从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川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实为六个团万余人，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据当年在军委总部任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同志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会打的。以后伤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们自己撤退的，只打了个击溃战。”
“旅”和“团”一字之差的情报失误，让毛泽东同志痛心疾首、刻骨铭心。后来，土城战役调动了干部团参加战斗，朱德到一线指挥，毛泽东亲自动员。干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解了土城战役之围。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九、打鼓新场风波
3月10日1时，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用一份“万急”电报向军委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前进，消灭驻在西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朱德同志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而毛泽东同志认为不该打。
在要不要向打鼓新场前进攻打黔军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张闻天决断不下，只好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苟坝马鬃岭山脚一幢新修民房“新房子”(今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四合村民组)里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中央红军二战遵义后，战斗打得很顺利，战士们斗志高，求战心切，部队经过休整，可以投入战斗;打鼓新场既是红军战略转移必经之地，也是黔北重镇，地势险要，商贾云集，位于四大场镇之首，如果占领，可以给红军较富足的补给;驻守打鼓新场的王家烈的两个师，是“双枪兵”，战斗力弱。不久前遵义战役的胜利，黔敌已成惊弓之鸟，而我军则是胜利之师，如能乘胜追击，一定可以扩大战果。
毛泽东同志却坚决反对打打鼓新场，理由是：第一，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但综合力量还比较薄弱，且我军处境孤立，缺少外援;第二，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了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蒋介石也很看重打鼓新场这个地方，认为它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敌我形势十分严峻，如果贸然攻打，将会与滇军正面对垒，不能打固守之敌，部队受损不值得，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最后他作出判断：敌人100多个团的兵力，已对我军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如果此刻急于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然而，大多数同志还是坚持要攻打打鼓新场。后来，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民主表决，按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办。结果，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
当夜，毛泽东同志又反复研究敌我态势，夜不能寐。他焦躁万分，半夜提着马灯，顶着凛冽的寒风，走了四五里崎岖山路，来到周恩来驻地，恳切劝说他晚一点再发布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恰好，凌晨3时50分，军委二局急电周恩来同志：“黔军犹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周敌、川敌有向我侧背夹击之势”。看过电报以后，两人重新考虑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事宜。随后，毛泽东、周恩来连夜找到朱德，三位红军领导人认真分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后，决定于第二天早上继续开会。
3月11日一大清早，张闻天同志再次主持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详细分析敌我形势，反复阐述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大多数同志表示赞同。经过民主决议，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事实证明，军委发出的这个指令是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行动，准备打击黔敌犹禹九部时，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红军当时贸然向黔军犹旅进攻，面对的将不是一个纵队，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个纵队。只要红军一发起进攻，就有被敌人合围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力排众议以理服众，坚持不打打鼓新场，及时制止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红三、五军团，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所以，遵义会议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遵义会议之前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之后有“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还有两次战役(土城战役打得很惨烈，打鼓新场战役没有打成，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尊重)。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重大转折作用的会议。
伟大跨越心得体会篇5
辉煌乐章，伟大征程撼天动地;壮丽凯歌，复兴基业激奋人心。在全党全国人民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之际，新一届政治局常委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开启了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
中华民族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部教科书。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华民族外遭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封建主义压迫，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为了改变受压迫受奴役的屈辱地位和悲惨境遇，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但都没有成功。在民族存亡续绝之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昭示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中华民族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总结经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面对党内外、国内外所关注的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开宗明义做出了鲜明回答——“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解放思想，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科学发展。道路开启征程。我们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也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
中华民族的明天“长风破浪会有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面向未来，全体中华儿女应当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汇聚在民族复兴旗帜下，砥砺奋斗精神，努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历史贡献，确保到二0二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我们充满信心。
?复兴之路》是宣言书，是奋斗史，是强国路，是近代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它激励着14亿中华儿女，激励着全国人民，激励着63岁的祖国，它的激励之心永在，我们的奋斗永远不息，社会主义事业永远向前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进的坚强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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